维海配资党史随“声”听｜回到红岩村，回到党的怀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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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母亲胡瑞英，1940年底在重庆红岩村经历了她生命中的一次重要转折，在这里，她由地下工作，回到党的怀抱，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。

组建地下党支部

1933年，我母亲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学习期间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37年，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，受共青团组织派遣，她参加了由何香凝组织、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，跟随罗卓英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。

当服务团从淞沪战场撤至南昌后，我母亲与在南昌筹建新四军的陈毅接上了关系。经陈毅与上海党团组织通电联系，新四军批准了我母亲等服务团的十名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。接着，她们和服务团原有的共产党员任秀棠，组建了地下党支部，我母亲任支部书记，任秀棠和郑惠珍任支部委员。陈毅要求党支部直接与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，不要与地方党组织横向联络。

1938年8月，服务团随罗卓英部调防武汉后，我母亲和任秀棠专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邓颖超。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她们，并向她们介绍了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钱瑛。

她们向邓颖超、钱瑛汇报完工作，反映了服务团的同志要求去延安的迫切心情。邓颖超说：“你们想去延安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共产党员干革命，目标要着眼全中国，不能都挤在延安。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，服务团的岗位就是前线，你们要战胜一切困难，坚持在友军工作。我们听到对服务团的反映很好，这就是你们的成绩，也是工作下去的有利条件。党要求你们要为实现抗战胜利而坚决奋斗。”

邓颖超还特地来到服务团住的旅馆，看望全体同志。临走时，她单个嘱咐支委的同志：党支部要注意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，他们在暗中与日本勾结，散布抗日必亡的反动论调。服务团要加紧抗日宣传工作，鼓舞军民斗志，坚持抗战到底。

服务团党支部按照党的指示，坚持在罗卓英部工作。但在1939年后，国民党逐渐走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道路，服务团宣传抗日、发动民众的工作处处受到限制和刁难。

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撤到桂林后合影，二排左一为胡瑞英

1940年6月，服务团党支部派任秀棠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请示李克农，要求撤出罗卓英部。李克农听了她的倾诉，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。在战地服务三周年纪念活动后，服务团党支部便率领党员、积极分子20多人撤离罗部，于11月到桂林待命。

到达桂林后，经李克农介绍，她们分头、分批地前往延安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处，到革命队伍中继续抗战。

这时，由于西安到延安的路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，大批人去延安很不安全维海配资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只批准了我母亲及任秀棠、陈凯、尹峰四名同志经重庆去延安。为防目标太大，她们寻找机会，分别出发。

我母亲和在桂林救亡日报社工作的冯烨一同前往重庆。临行前，办事处的石磊再三叮嘱，要一路小心，并说她们的组织关系将电传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。

我母亲和冯烨经广西柳州及贵州都匀、贵阳、遵义等地入川，于1940年12月底抵达重庆。

冒险寻找重庆办事处

这天，我母亲和冯烨冒着被特务监视的危险，来到红岩村。她们身穿旗袍，留着短发，手挽着手，沉着地朝前走。路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用凶恶的目光扫视她们，还有两个人指着她们说：“这是女八路，女八路。”她们装作没有听见，但心里却相当紧张。

这时，正好碰见一位佩戴“十八集团军”（即八路军）臂章的战士出门到井边打水，她们喜出望外，急忙上前打招呼：“同志，我们是来找八路军办事处的，请你带我们进去。”这位战士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她俩，然后迅速地将她们带进办事处院内。进了院门，她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同声说道：“我们可回到家啦！”

当年的红岩招待所

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，邓颖超亲切地拉着我母亲和冯烨的手，关切地询问一路上的情况，还说：“桂林把你们的组织关系转来了，一直不见你们来，我们很担心。现在形势很紧张，生怕你们在路上出事。”

邓颖超让她们住在办事处招待所，等候去延安的机会。在这里，她们一边读书读报，学习文件，一边翘首以待。

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。1941年1月6日，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，并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亲笔题词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！”1月13日，周恩来在办事处小礼堂向大家作了重要的形势报告，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，说明了新四军与之斗争的伤亡情况，并分析了当前紧张的政治形势。

同志们都义愤填膺，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行为。大家在沉痛悼念新四军遇难同志的同时，更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。我母亲更是想念那些去皖南的服务团战友，惦记她们的安危，心中默默祈祷。

过了两天，邓颖超找我母亲和冯烨谈话。她说，“国民党已经封锁了去延安的路，你们不能去延安了。办事处也要撤退，人员将要疏散到北碚。你俩也分散到北碚做地下工作吧。”